北京治疗白癜风最有效医院 https://jbk.39.net/yiyuanzaixian/bjzkbdfyy/mbbdf_zx/emwsafw/在文人的眼里，处处都是诗，酒更是诗。刘醒龙去了一趟二郎镇，就看到，“树已微醺，石也微醺。微醺的还有那泉，那水，那云，那雾”。当然，这些意象都很清醒，微醺的是作家的心灵。没错，酒，就是诗。中国的情形不必赘言，在古代，几乎每一句诗都是从酒坛子里捞出来的。在西方，古典希腊，诗人与酒神狄俄尼索斯关系密切，诗的迷狂性，正是酒的性格。北欧在文明上比较落后，从原始社会直接迈入资本主义社会，但关于酒与诗的关系，他们的神话最具代表性。在北欧神话里，奥丁（漫威电影里雷神的父亲）是无上之神，地位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，而他同时也是北欧神话里的酒神。他从巨人的女儿手上骗来了一坛仙酒，一口气喝光，变成一只鹰飞回诸神的居所阿斯加德，巨人也变成一只鹰穷追不舍。诸神见奥丁飞回来，拿了一只桶，让他把仙酒吐出来。他吐出来的仙酒，催生了人类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。因此，酒的重要作用，就是产生诗。然而，酒，又不仅仅是诗。它更是人对庸常生活的反对，诗只是其中一种反对方式。试以青花郎为例，解此谜团。宇宙中心作家朱文颖到了二郎镇，听到郎酒人说：“中国人总是要喝酒的。”这是一句真理，但还不够普遍。更普遍的说法来自美国国父富兰克林，他说“人天生就是要喝酒的”。他认为，除了人类，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如此优雅地喝酒。而人类能优雅地喝酒，得益于生物结构，我们是直立着的，并且肘关节的位置恰到好处，让手能够拿起酒杯，刚好送到嘴边。如果不能直立，显然谈不上优雅；如果肘关节位置太靠前，则酒杯够不到嘴唇；反之，位置太靠后，则会把酒杯伸到脖子后面去。富兰克林是个新教徒，他相信生物结构是上帝的设计，因此，人能优雅地饮酒，“证明上帝爱人，并且愿意看到人类幸福”。饮酒，就是顺从上帝，圣子告诉后人，圣餐上必须有葡萄酒。而对中国人来说，饮酒，就是“道”的要求。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对真理，重点在于自圆其说。现在富兰克林已经解决了人们饮酒的合法性，并且赋予了它神圣性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：怎么获得酒？酒不仅仅是诗，逻辑由此展开。贾平凹来了，从成都到二郎镇，花了足足8个小时。他这才知道，“二郎镇就在大山深处”。在那个建筑在赤水河畔陡峭的山坡之上的小镇里，一个老头问他是否来自北京，并且说北京虽好，“就是太偏远”。“老头的话说得好啊，站在这里，北京是偏远的，上海是偏远的，所有地方都是偏远的。”在这个二郎镇老头的心里，二郎镇就是宇宙的中心，就是“阿斯加德”。然而老头显然知道北京、上海，并非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他把二郎镇认作宇宙中心不是出自无知。赤水河南岸的二郎镇老头不是个人中心主义者，这个中心不是他，而是青花郎。青花郎就在二郎镇，离它的故乡越远，自然就越偏远。反过来看，其实是二郎镇实在太偏远。高山深壑，地无三尺平，自来人烟稀少，生活维艰。但，它却出产中国最好的酒。天赋有两个常识是既定的，一是酒来自粮食，二是有人才有酒。前者是农业问题，我们不可能饿着肚子酿酒；后者是商业问题，美酒来自市场激励。要解释清楚青花郎的来时路，就要真诚地面对这两个常识。先来面对第一个。前现代的中国历史，是饥饿的历史。中原千里沃野，江南鱼米之乡，匮乏尚且是常态，何况赤水河畔这连粮食都很难长出来的穷山僻壤？因而我们看到，郎酒的前身，是西汉的枸酱——一种用苦涩的野果拐枣酿成的酒。它与粮食无关，所以合情合理。当地人天生酿酒的禀赋，硬是把无用之物转化为连汉武帝都“甘美之”的好酒。无法不把它归结于天赋，因为人类学证据还不能提供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。女诗人葛水平说，二郎镇上“那终年萦绕不散的老糟味道……便是郎酒散发出来的香奈儿五号”，这里所指向的其实就是天赋。如果你看过电影《香水》，也会相信香水的萃制来自天赋。天赋酿造枸酱，但枸酱不足以令人止步。一种东西越是匮乏，人们就会越是想望。匮乏与想望的时间足够长，想望甚至会变成一种来自遗传系统的饥渴。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赫尔利就说，人类有“贪吃基因”，喜欢最甜、最油的食物；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说，长颅金发的白人喜欢草地，因为他们的先祖是游牧民族。经验也告诉我们，经济承受能力越弱的人，买肉的时候越偏向肥肉；过去数十年里，浓香型白酒一枝独秀，也是因为酒对中国人而言太稀缺了，而浓香型“酒味”最浓。这种遗传性的饥渴，让最匮乏的粮食酒，成为历史上最令人想望的酒——这一点，对青花郎的诞生至为关键。智慧的先民将要找到解决之道了——用最难吃的粮食来酿酒。米红粱“连猪都不吃”，与生存问题不冲突；而它生命力强，可以在穷山僻壤里茁壮成活；并且，它的硬，是因为它的支链淀粉含量高，酿造酱香美酒，偏偏非它莫属。用最不好吃的粮食，酿造出最美的酒，这也是中国人的天赋。第二个常识，有人才有酒，人多酒才好，解释起来就简单多了。其实贾平凹已经注意到，赤水河畔生存环境恶劣，历来人烟稀少，但从清朝开始，盐业运输的兴起，为这里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，也为当地出产的酒通向更广阔的市场创造了交通条件。万事俱备。平静的美酒作家张炜评述二郎镇时说：“航道，战争，美酒，这三样事物加在一起，就不再是寂寞边地了。”这三者的确是在二郎滩上纠缠在一起的。航道与美酒的关系，就是市场、交通与物产的关系，前面已经说清楚了。而他说的“战争”，指的是红军四渡赤水——这可能也是阎连科把二郎镇无处不在的酱香味形容为“一股深红的味道”的原因吧。这一场战争的作用，是让郎酒扬名，而与它的形成无关。事实上，美酒之诞生与延续，恰恰因为它远离战争与政治，恰恰是得益于既连通了市场却又仍然是“寂寞边地”的环境。美酒来自粮食，粮食对古代社会，意味着安定。战乱之时，无心也无力酿酒。而二郎镇远离政治中心，也使得中国历史上频繁颁布的禁酒令难以对它进行有效约束，从而保持了美酒工艺和生产的稳定性。郎酒两河口生态酿酒区也就是说，美酒的背景，应当是平静的。女诗人傅天琳写郎酒，一开头就在思考：“要是能在大城市酿造就好了。”这是一种现代浪漫主义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，让诗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逐步迁居到城市里去了。城市意味着原料、市场、能源、科技、劳动力，以及生产和运输的效率，诗人的想法合情合理。不过，美酒酿造向来都是一种农业，生产上有强韧的地域性，生产过程也秉承着经验主义、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，产量可以扩大，但产程无法缩短。青花郎是平静的生命过程的结晶，正如“在大地上绣花”的中国经验主义农业。它的诞生过程被概括为“生长养藏”四步曲，每一步，都是宁静的生命和内心演化过程。一年的酿造周期，至少七年的基酒储存老熟时间，以及数十年的老酒参与勾调，这会让效率至上的现代工业望而却步。现代世界是喧哗的，正如人们饮酒时的躁动与热烈，但酒的生产本身，却是平静的、缓慢的。“它不是和时间比快，比的是慢。”这是作家魏微了解过郎酒的生成历程之后发出的慨叹，而她的确攫住了美酒生成过程的核心特点。她是在天宝洞里发出如此叹息的。每一个造访二郎镇的名士，都会被天宝洞深深震撼。天设地造的储酒溶洞，兵马俑一般陈列的酒坛，数十上百年的时光历练，人与自然各司其职的天人合一作工，必定会直击所有初到者的心灵。因为它引导着人们回到终极问题——我们和天地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。作家李琦说，天宝洞对郎酒而言，是“无可复制的神来之笔”，她在其中，感受到一种哲学意味和宗教体验。作家娜夜则说，“天宝洞对郎酒来说，是众妙之门”。天宝洞哲学、宗教、众妙之门……的确如此。如果把它补充完整，这个排列应该是这样的：科学、哲学、宗教、众妙之门。科学是现代生活的依据，但今天的科学虽然昌明，对于大千宇宙而言，仍然只是夜空里的星光，所能照亮的区域非常有限。那些科学所未及的领域，对人类而言一样重要，我们无法忍受它的一片混沌，所以要借助哲学、宗教，来作出可接受的解释。而哲学、宗教并不意味着迷茫，多数情况下，它转化为人的浪漫主义情怀，让我们对善与美始终心怀向往，人反而因之变得透彻了。就像面对青花郎，身临其境，你就不得不接受它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恩赐这一结论。而面对恩赐，人们必定会本能地给予一种善意的回应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现代中国，这个小镇上的人们始终能保持一种单纯的赤子之心。那些酿酒的匠人们虽然没有宗教，却对自己的事业始终贯彻着一种自发的、宗教般的虔诚，他们由此越发地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“众妙之门”，是“玄之又玄”，只可描述，不可定义，这就是“道”。魏晋玄学，把玄解释为“无”，佛家的参与，让哲学变得更缥缈无形，但却产生了一种出尘脱俗的美。把天宝洞比作“众妙之门”，是恰当的，在那样一个空间里，我们可能看不到什么神奇的实相，但在酒坛子里，神奇的转化一直在发生。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神奇的实相，酒坛子上覆盖着的厚厚酒苔，便是洞中特有，今日也尚未得到科学解释的。作家苏童进去摸了两次，“第二次的触觉几乎令我震惊，我所触摸的，很像是酒的皮肤”。“你怎么能想到呢？酒是有皮肤的。”这是他的心理活动，他并没有因为震惊而喊叫。进入天宝洞，人们都会自觉地安静下来，它自身那种旷古的宁静，是一种直透心灵的强制力。其实，这一力量在二郎镇无处不在，人与自然之间，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伦理契约，它不在纸面上可见，但却在心灵上可感。因此敏感的诗人雷平阳才会这样写二郎镇：“……爹一样的山，妈一样的河，哥一样的树，姐一样的雾，妹一样的清风，弟弟一样的石头……每一幢房子旁边，就长着姑妈一样的青草，姑姑一样的菜苗……”来到这里的，还有两位大作家——莫言和余华。这两个人的共同点，就是都不懂酒，不懂酒的人面对酒反而更可爱。余华说，在天宝洞，“我觉得我懂酒了”。为什么懂了？因为酒与哲学关联起来了，而作家具备对哲学的敏感。莫言也一样，他从天宝洞出来之后仰天一叹：“这样的好东西，当用一种庄严的心态去细细品尝，狂喝滥饮，无异于暴殄天物。”这让人想起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，他对《二泉映月》的评价是：这样的音乐，应该跪着听。余华更有趣，想起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人，嚎叫着把名贵的白酒和红酒像啤酒一样干杯，愤然说：“这些人应该去喝假酒。”这会让人想起周星驰在电影《少林足球》里的一句话：“球，并不是这样踢的。”嗯，酒，并不是这样喝的。应该怎样喝呢？更美的生活中国美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生活也是世界上最精致的生活。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一点——在过去，饮用美酒、精致的生活，范围非常有限。数千年历史上，匮乏是社会基本面，生存是大多数中国人面对的根本问题。即便在汉唐盛世、康乾盛世，饥饿也依旧触目惊心，而饥饿导致的粗糙的生存方式，是多数人不可逃避的处境。正因如此，那场和二郎滩紧密相关的“四渡赤水”的战争，才在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它帮助我们走向了一个新的中国。新中国最大的功绩，是结束了战争，解决了饥饿问题，并且引领着十几亿—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数量的中国人，走向富裕，走向现代化。横向比较，我们仍需谦逊，但如果和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进行纵向对比，当下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。全面消灭饥饿，接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，这是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。这就意味着，美酒具备了被全民共享的社会条件，精致的生活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成为现实。正因如此，面对青花郎这样的美酒，我们就应该有小泽征尔那样的庄严，应该郑重地去正视莫言和余华的愤激：酒，不是这样喝的。强大的消费能力召唤了对美酒的巨大需求，大市场带来的价值转换，支持了美酒的产能扩张，科技进步让美酒的勾调、包装与分发都更加高效。这意味着，今天，或者不远的将来，美酒可以抵达每一个中国人。就像作家阿来面对郎酒庄园的“千忆回香谷”那71个巨罐时的有感而发：“只要挣得到酒钱，这辈子好酒是饮之不尽的。”然而，怎样饮用好酒，是当下我们亟需补上的一堂课。三五赤膊汉，一瓶陈年酒，几只钢化杯，数口乃见底——这不是青花郎这样的美酒应有的归宿。美酒，不是作家刘元胜所形容的“带点香味的辣水”，它隐藏着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。饮酒，是为了以物达意，借助酒的催化作用，通向我们的精神。而所谓精神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超越性体验，体验文化，体验情感，归根到底是体验美。审美，是人与万物的区别，所以饮酒的终极价值，是让人感受到人本身的意义。生活可能繁琐而疲累，与动物的觅食没有根本区别，审美在其中遍寻不见，但一杯美酒，就会让我们超脱生活，超脱动物性，回到美，回到人。正如朱文颖在郎酒留下的思考：“喝酒的人，唯独不见现实中的自己。”作家熊召政去过二郎镇后，发出了一个令人会心一笑的提问：“如果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是盛世，你愿意生活在哪个国度？”当然，答案还是中国，因为中国美酒。“世界上没有一个酒厂可以仿制出茅台和郎酒。”倘若能够以物达意，就不会辜负美酒，不会辜负盛世。作者
李淳风统筹
张鹏霞排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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